周恩来,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周恩来同志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光辉一生中建立的卓著功勋、展现的崇高风范,深深铭刻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也深深铭刻在全世界追求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心中。
今天,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6周年纪念日,让我们跟随军博馆藏文物,纪念敬爱的周总理,缅怀他为党、人民、国家和人民军队建立的卓著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杰出楷模的崇高精神。
周恩来出生于1898年,在他青少年时期,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封建统治腐败,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社会危机空前深重,人民命运十分悲惨。面对国家危难和人民困苦,周恩来决心“为了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誓言“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立下“面壁十年图破壁”的远大志向。
周恩来和他那一代杰出中国共产党人一样,深入思索,挺起脊梁,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道路。他投身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随后远赴欧洲勤工俭学,通过反复比较,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1921年,他在巴黎参与创建旅欧共产党早期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周恩来同志为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人民军队、创建革命统一战线、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1920年至1924年期间,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留学期间,周恩来与张世炎等组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旅欧组织领导人。1924年秋,周恩来返回中国。临行前,周恩来把这部相机送给了在德国国际通讯社工作的谢唯进。
此相机后来由谢唯进及其家人保存。1984年,谢唯进的养女谢进珍将此相机捐赠给了成都军区党史征集办,后移交给了军事博物馆。
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留学回国后即投身大革命洪流,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作为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此诞生。
1959年9月,周总理审查军事博物馆陈列,听到讲解员讲到,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同志率领共产党影响下的北伐军,在江西南昌举行了震惊中外的武装起义时,周总理立刻打断了讲解员。周总理收起了和蔼的笑容,严肃地纠正了讲解员,“不能说起义是我周恩来领导的,应该说是党领导的,因为是党派我去的嘛。”周总理抬起为革命负过伤的右手,上下挥动两次,连说了两遍是党的领导,严肃地让讲解员立刻把那句讲解词修改过来。接着,周总理对陪同审查的军事博物馆馆长贾若瑜说了贺龙、朱德、叶挺、刘伯承等同时都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并亲笔写了一个南昌起义领导人排列顺序的名单交给了他。
周恩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缔造者之一,但每次讲到八一南昌起义,他都让多宣传其他领导人,比如贺龙、朱德、叶挺、刘伯承等。这既因为周总理一贯谦虚谨慎,也体现了他“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历史观。
红星奖章是我军最早颁发的最高荣誉奖章,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红军指战员的最高奖励。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之后,各地共产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和部分革命军队相继举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地区一系列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各地武装起义中保存下来的革命武装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为发展红军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九一八事变后,中央苏区和其他各苏区红军连续粉碎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取得了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在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在我军建军和作战方面建立卓越功勋的指战员。
为表彰那些建立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1933年7月9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颁发红星奖章的命令,决定设立一、二、三级红星奖章,并于1933年8月1日首次庆祝“八一”建军节时举行了授奖大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陈毅、张云逸、罗瑞卿、萧克、何长工、罗炳辉、彭绍辉、王诤等34人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王震、杨得志、程子华等54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现陈列的周恩来的一等红星奖章,其编号为9号。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1933年春,他与朱德共同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鉴于他对中国革命及对红军的创建和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
红星奖章仅在1933年和1934年的“八一”建军节颁发过。1934年共有74人受奖,没有一等奖章,只有二等奖章7枚、三等奖张67枚。
红星奖章的颁发,极大鼓舞和激励了红军官兵指战员的革命荣誉感和责任感,为在艰难曲折中锻造一支不怕艰难辛苦、英勇顽强奋战的新型人民军队提供了重要思想保证。因为是最早颁发,目前存世量极少,很多曾获此荣誉的人对它极为珍视。
1959年,刚建成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在筹建展览时,周恩来将长期保存下来的红星奖章捐献给军事博物馆。
周恩来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指挥者之一,为红军长征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遵义会议上,他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为确立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在危难中挽救红军、挽救党,为中国革命实现历史性转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6年12月12日,为挽救民族危亡、劝谏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杨虎城毅然在临潼对蒋介石实行“兵谏”,扣留来陕督战的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提出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逼蒋介石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根据党中央的方针,亲赴西安,多方斡旋,推动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新局面。
1935年12月24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依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东征战略,签发了《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红一方面军按照会议决定,在陕甘苏区党政军民的支持配合下,对东征作战进行多方面准备。1936年2月20日,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开始东征,至5月5日结束。历时75天的东征作战,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取得了重大胜利。
在军事上,给阎锡山的晋绥军以严重打击,共消灭敌人七个团,俘其官兵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4000余支(挺)、火炮20余门,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恢复和巩固了陕北苏区;有8000多青壮年参加红军,壮大了红军的力量;筹款30余万元,缓解了红军抗日经费缺乏的困难;部队经受了作战锻炼,特别是取得了渡河作战的宝贵经验,提高了战斗力。
在政治上,红军以实际行动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激起了山西乃至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推动了西北乃至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在山西20多个县播下了抗日的种子,发展了抗日和革命力量,给予阎锡山的封建统治,及其推行的反共媚日政策以沉重打击。但在东征作战中,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不幸牺牲。
这是1936年2月,周恩来起草的《东征胜利与我们》手稿,内容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新形势与新事变。二、我们的任务要与民族战争相结合。三、后方同志的责任。
这是一台马萨诸塞国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全波段收音机。抗战初期,周恩来、任弼时先后使用这台收音机听新闻。抗战时期,由于日伪军对边区实施封锁,我军通讯器材非常缺乏,为收听各方消息和新闻,任弼时将此收音机交给延安八路军总部电台人员使用。
1939年初,在全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委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2月中旬,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长叶挺的陪同下,从重庆出发经桂林沿湘赣铁路往皖南。中途经过三门村时,当地联保主任刘敬之准备了饭菜招待了周恩来等人。3月中旬,周恩来一行返回重庆途中,再次来到三门村刘敬之先生家。交谈中,刘敬之之子刘旭初怀着崇敬的心情请周恩来题词留念。周恩来欣然允诺,挥毫为刘家题词。
题词内容全文:“民国廿八年三月十五日,绥靖地方保卫皖南,为全联导,为群众倡。因抗战机缘来皖南,道出三门,两遇刘主任及其公子。谈及捍卫乡里、驱逐日寇大义凛然,极可钦佩。爰书此。应敬之主任及其公子旭初先生之属。周恩来”
这架望远镜是中央苏区反“围剿”时缴获的。抗战时期一直跟随周恩来,并由他的副官邱南章保存,后来转交给童小鹏保存。1985年,童小鹏将它捐给军事博物馆。
1937年9月,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从西安前往山西,敦促阎锡山抗战,同时商讨八路军人晋后的有关事宜。9月7日凌晨,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赶到太和岭口会晤阎锡山。此时南口、张家口相继失守,天镇晋军不战而溃,傅作义部也正准备从大同撤出。阎锡山在连遭挫败后,对抗战已失去信心。周恩来耐心地向阎分析形势,说明日本帝国主义是可以打败的,鼓励他坚持抗战,并对他的“联共”态度和“守土抗战”的主张给予积极评价。随后,周恩来不顾旅途劳累,又到雁门关参观防御工事。他一路行进,一路观察地形地貌和军事设施,对远处看不清的地方,就借助望远镜观察,并不时询问这里的自然条件和兵力情况,以做到胸中有数。回来后,周恩来建议阎锡山不要单纯死守雁门关,而应主动出击,运用侧击和伏击战术来破坏日军的进攻计划。阎锡山对周恩来的建议很赞成。
忻口会战前,周恩来和彭德怀在考察了战区的地形条件和敌我态势后,对阎锡山的作战计划提出修改意见。不久,周恩来和彭德怀又赶到忻口前线指挥所会见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提出不赞成把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建议改变正面消极防御的战法。此后,周恩来又到娘子关会见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对东线作战提出许多建议。在此期间,周恩来一直随身携带这架望远镜,用来观察前线阵地和防御设施,为能提出许多正确决策和建议起了积极作用。
抗日战争后期,美、英等国为了最后战胜德、意、日侵略者,开始重视中国的抗日力量,向我党提出派美、英、加、澳等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团到延安及黄河以东解放区了解敌后抗日斗争情况。1944年6月,爱泼斯坦随中外记者团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的热情接见。6月9日,叶剑英、杨尚昆在延安交际处为延安记者团接风洗尘。6月10日,朱德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名义在王家坪宴请记者团并举办音乐会。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办公厅宴请记者团并观看京剧。7月6日,举行中外记者团南返践行招待会。这张就是周恩来邀请爱泼斯坦参加践行招待会的请柬。
爱泼斯坦1915年生于波兰,1917年随父母来到中国,1931年在《京津泰晤士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爱泼斯坦于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热爱中国,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和挚爱的新闻事业。在其回忆录《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中,他这样写到:“我爱中国、爱中国人民,中国就是我的家,是这种爱把我的工作和生活同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2005年5月,爱泼斯坦在北京逝世。2019年,爱泼斯坦获“最美奋斗者”称号。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师),共23万余人,由胡宗南等率领,妄图一举占领延安。从3月13日起,我军依托既设阵地,交替掩护,节节抗击进攻之敌并不断实施反击。3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兵团,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陕甘宁边区所有部队作战。
3月18日,国民党军全天对延安轰炸,地面部队步步紧逼,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坐镇延安指挥部队作战。当天傍晚,党政机关和群众已基本撤离完毕,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才从王家坪出发,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
1949年3月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5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等又审定了军徽的样式。1949年6月1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的命令。此后各部队均利用战斗间歇举行了隆重的“授旗仪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同志为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奠基性贡献。周恩来同志担任政府总理长达26年,既是国家建设总体蓝图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和管理者。
1948年,党中央决定送21个懂俄文的年轻干部到苏联学习,为新中国的建设储备技术人才。这21个年轻干部绝大部分是烈士的遗孤,也有党的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除叶挺之子叶正大与大弟叶正明外,还有李鹏、邹家华、叶楚梅(叶剑英之女),以及数年后成为叶正大妻子的任岳(任弼石侄女)等人。
1949年底,毛泽东访问苏联,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等事宜也到了苏联。2月16日是除夕,毛主席、周总理出席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举办的春节联欢会,经过种种努力,这些留苏学生也得以出席晚会。休息时,叶正大拿着一个小小的记事本去找主席和总理题词,毛主席为他写下了“建设中国的强大空军”,周总理为他题了“艰苦奋斗,努力学习”八个字。
1955年,叶正大以优异成绩从莫斯科航空学院毕业后,立即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洪流之中,他始终牢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开始了新中国自己造飞机的研制工作。据统计,叶正大一生亲自参与设计研究或主持领导的型号任务高达12项,在歼教1及歼7、歼8等空海军主力战机的研制工作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这是一张周恩来亲笔签署的国务院奖章。1958年12月24日,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周恩来总理亲自给多家单位颁发了该奖状,以奖励获奖的单位在改造自然、全面发展农业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这张奖状跨越了66个年头,凝结着那个年代里农业人的奋勇拼搏和开拓创新,见证着国家稳守农业基本盘的方向与努力。
这是一支撞击式燧发手枪,口径15mm,枪管、前握柄上方均为银质盘花镶嵌。1959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穆罕默得·谢胡访华,将这支手枪赠送周恩来总理。1960年,这支枪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移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雷锋牺牲后,随着媒体对雷锋事迹的报道,雷锋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处处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光辉形象深入人心。面对这个平凡而伟大的年轻战士,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纷纷为雷锋题词,学习雷锋活动在全国形成热潮。这是1963年,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
周恩来同志半个多世纪奋斗的人生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新中国孕育、诞生、成长和取得崇高国际威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中国人民在自己选择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上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凯歌行进历史的一个生动缩影。
周恩来同志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
周恩来同志的崇高精神、高尚品德、伟大风范,感召和哺育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
周恩来同志身上展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精神,是历史的,也是时代的,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程上奋勇前进!
(引自: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公众号)